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六岁继位之谜：皇太极生前并没有“立嗣”，在他逝世之时，围绕新一任皇位的争夺便开始了。争夺这个位置的主角主要是两个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努尔哈赤的儿子之一、皇太极的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一场蓄谋已久的斗争即将展开。
我们先看豪格，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而且战功累累，在满族八旗中有正黄、镶黄、正蓝三旗的支持。豪格身上继承者父亲皇太极的优秀品质，战功累累。更为重要的是，皇太极在生前已经初步实现了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在汉族帝王中“皇子继承”的传统观念已经开始影响了满族贵族们的思想。
睿亲王多尔衮比豪格小三岁，也同样是位高权重，战功累累。他有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支持，而且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和倚重，他自己也是文武双全。皇太极曾经对多尔衮说过：“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赖尔独厚，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可见，皇太极对多尔衮的评价极高，自己深信诸子弟中只有他能“成事”。多尔衮最重要的一张牌便是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仍然存在，皇太极死后，这些共议国政的贝勒们大多支持多尔衮。
可以说，此时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都没有压倒对手的绝对优势。双方各自暗地里在做着密谋和交易。
多尔衮与豪格画像在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诸王贝勒们在皇太极的棺椁前提议立皇位继承人，两黄旗的精锐将停放皇太极棺椁的崇政殿围住，两旗代表大臣索尼、鳌拜、图赖等为了争夺“拥力之功”便握剑高喊：“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而多尔衮则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捍卫者的身份，回喝到：“放肆，诸王贝勒们尚未开口，哪有尔等说话的地方，还不给我速速退下”。阿济格和多铎看到眼前的局势，并部占优，于是赶紧上前劝阻多尔衮，可是多尔衮怎会把如此小辈们放在眼里，阿济格和多尔衮同母弟弟多铎急的喊道;“太祖遗诏可继位者也有我之名，你若不从，便立我。”索尼、鳌拜、图赖等回击到：“太祖遗诏，肃亲王之名也在其列”。多尔衮冷眼说道：“那就立长，那当立礼亲王代善”。当时礼亲王代善，已经年老体衰，很久不问朝政了，他本人也无心介入此争斗之中。他只好两不得罪，说道：“睿亲王若应允，诚为国家之福分;否则，肃亲王为帝制长子，亦可承继大统。”
豪格坐不住了，以退为进说道：“我福小德薄，焉能堪当此任。”说罢，拂袖而去。可惜豪格虽然有父亲作战时的勇敢，却没有继承父亲的谋略。两黄旗的代表也纷纷离座，索尼、鳌拜、图赖等齐声道：“我等食帝食，衣帝衣，帝制于我，恩比天高。若不立皇子，我等愿从先帝与地下。”
代善见双方僵持不下，自己也部可能做皇帝，于是也打算退出这场辩论了：“我虽先帝之兄，但因年事已高，不与朝政，朝中之事一概不知，如何议立？”说完，也退出了崇政殿。
眼看拥立新皇帝之事就要谈崩，聪明的睿亲王又开口了：“尔等所言甚是，皇子继承也有道理，那既然肃亲王谦让退出，那便拥立先帝的第九子福临为新帝。而福临尚在幼小之年，须由郑亲王济尔哈朗与我左右辅政，待其成年，即当归政。”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深感意外，因为福临此时年仅六岁，大家并没有想到他。而福临也是“皇子”，两黄旗大臣们，发愣之余，也无法再次开口，因为他们打的口号是“皇子继承”，他们知道，福临的母亲是皇太极的五宫后妃之一---永福宫庄妃。在五宫后妃中虽然还有麟趾宫贵妃，但是她的儿子博不博果尔，但是他年仅两岁。大家想来想去，多尔衮这个随机应变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至于摄政王之职，既然多尔衮放弃了皇位之争，福临还年幼，也无可厚非。双方便退而求其次，拥立六岁的福临继位，即女真满族的第三位皇帝---顺治帝。睿亲王虽然失去了做皇帝的机会，但却成为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者。顺治朝的两位摄政王，济尔哈朗排名是在多尔衮的前面，可是在第二年，济尔哈朗便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宣布道：“今后各衙门办理事务，凡报告我二王的，以后都先报睿亲王，所有的记档署名，也先署睿亲王之名即可。自此之后，多尔衮便位居摄政王之首，在年幼的顺治帝面前，更是以摄政王的身份独揽大权，当上了不是皇帝的皇帝。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清太宗皇太极因患心血管病而猝死之后，皇位继承在肃亲王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角逐，但结果出人预料，六岁的福临成为皇位继承人。六岁的福临何以能承大统？这是清朝历史的一个谜。往之论者多认为出自睿亲王多尔衮之首议。笔者提出另一粗浅看法，试做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的皇位继承《汗谕》，由满洲八旗贵族共议嗣君。时亲王、郡王共有七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认为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朝鲜《沈阳状启》或《沈馆录》中的一段记载。为便于分析，征引全文如下：
秘密状启。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言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而去。十王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应作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誓天而罢云。
上述《秘密状启》，时间记为癸未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衙门秘密会议后的第十二天。文中的“大王”为礼亲王代善，“虎口”为肃亲王豪格，“八王”为英郡王阿济格，“九王”为睿亲王多尔衮，“十王”为豫郡王多铎，“右真王”为郑亲王济尔哈朗。
在上述引文中，有两句重要的话，不应该被忽视。这就是“九王应之曰”和“汝等之言是”十个字。在整段文字中，“九王应之曰”———此前为议论，此后为结论;“汝等之言是”———承上而启下，接前而转后。有三点，应分析。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其一，“九王应之曰”，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议论，而被《秘密状启》的作者，或出于重点在启报新君为谁而省略繁文，或对当时秘议不甚了了而断简阙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前都有一番争论。因是最高机密会议，外人不可得知而详。这段记载，十分可贵，有所罅漏，不必苛责。
其二，“汝等之言是”，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人提出立福临，故多尔衮才“应之”、“是之”，否则何应之有、何言之是！上述《秘密状启》，记于当时盛京。《状启》记载疏略，“汝等之言”断简，于是给人一种信息误导，似乎福临继位是由多尔衮提出的。睿亲王多尔衮权势倾朝，功劳归于己，罪祸嫁于人。这样，多尔衮就把拥立福临的功劳归于自己。
其三，“九王应之曰”与“汝等之言是”，萧一山《清代通史》在转述上面引文时，做了通俗节录：“睿亲王多尔衮曰：‘诸将之言是也。豪格既退让无续继意，则当立帝之三子福临，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归政。’因誓天而散，福临方六岁云。”这里虽省略“九王应之曰”，却将“汝等之言是”诠释为“诸将之言是也”。
由上可见，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直接史料未见一条，而所据之《沈阳状启》言辞含糊，且存疑点。依据史料，笔者认为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首先出自郑王济尔哈朗，理由如下。
第一，四大亲王态度。当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立，互不相让，双方僵持，所以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则，济尔哈朗虽是舒尔哈齐之第六子，但自幼为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宫中;二则，济尔哈朗小皇太极七岁，两人情谊如同胞;三则，阿敏被夺旗后，济尔哈朗成为镶蓝旗的旗主贝勒;四则，济尔哈朗屡经疆场，军功显赫;五则，济尔哈朗年四十五，序齿仅亚于代善，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六则，济尔哈朗受清太宗信任依重，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七则，济尔哈朗既是多尔衮的兄长，又是豪格的叔辈，便于两方协调。八则，济尔哈朗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政议。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商皇位继承而陷于僵局之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而是福临继位。
第二，济尔哈朗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因倡立福临继位之功，而得到担任辅政王的政治回报。辅政亲王的政治地位，较和硕亲王更高一层。当时为何不由代善、豪格，而由济尔哈朗辅政？显然，代善在这场严重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做出有利于胜利一方的贡献。豪格则与多尔衮对立，如二人同时辅政，会出现两虎相争的局面。至于济尔哈朗之所以为摄政王，主要原因是：首先，他提出了福临继位这一折衷方案，侄子继统，皇叔摄政，理所当然，众王接受。其次，他因私下表示拥立豪格，而为两黄旗王大臣所接纳。再次，他同代善父子无恶，而为两红旗王大臣所认允。复次，他非帝统血胤，对多尔衮兄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为两白旗王大臣所接受。但是，济尔哈朗不久便被多尔衮撤其辅政王。这是多尔衮对济尔哈朗不拥立自己而拥戴福临的一个政治报复，也是多尔衮独揽朝纲的一项举措。
第三，睿亲王权衡利弊。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若自己强行登极，只有两白旗支持，明显不占优势，还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解决皇位继承难题的途径不外三条：一是强自为君，得不到两红、两蓝旗的赞同，还会引发两黄旗的强烈反对;二是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三是让年幼的皇子福临继位，而自己同济尔哈朗摄政，可收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摄政掌权，避免内讧。显然，在上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以第三种解决办法比较切实可行，两黄、两白、两红、两蓝各方都可以接受。睿亲王多尔衮，能知时务，聪睿机智，权衡利弊后，才赞同立先帝第九子福临。
第四，顺治帝的肯定。福临当时尚在冲龄，不了解继位政争内幕。后来逐渐知道当年的故事。待多尔衮病死、自己亲政之后，即对皇叔济尔哈朗表彰其当年功绩，赐予其金册金宝。《清世祖实录》顺治九年二月庚申记载：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政，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锡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在此，顺治帝福临明确表明：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有首议之功。福临的这番话，说出了当时的内情。郑亲王之功，在拥立福临。顺治帝对其他的亲王、郡王，在决定自己继位的功绩上，都没有进行过表彰，而只有对济尔哈朗表彰此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会议上有拥立福临继位的特殊功勋。
综上所述，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皇位继承会议上，鉴于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陷于僵局，能从大局出发，平衡各旗利益，提出折衷方案，首议由福临继承皇位，得到多尔衮的回应，也得到诸王贝勒公议。清太宗皇太极遗位争夺的结果，既不是角立一方的肃亲王豪格，也不是角立另一方的睿亲王多尔衮，而是由第三者六岁的福临继承。这个方案与结果，对于四位和硕亲王来说———于礼亲王代善无利无弊，于睿亲王多尔衮有利有弊，于肃亲王豪格无利大弊，于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有利无弊。
所以，皇太极遗位由福临继承，得益最大的四个人是：福临、孝庄太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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