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袄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治,生活也毋需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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