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这个活泼在明初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有着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乡;赞助朱元璋牟取世界的重要军师和后勤补给官;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女亲家。
这样一小我,若何从历史中谢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残酷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稍稍平息之后,本来早已退休、77岁的李善长被人告密与胡案有关,“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说,除了李善长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连累至死,独一幸存的是他的儿子李祺。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是驸马,总算被赐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路被发配。李祺的两个儿子(应该尚属少年),实际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孙,也因为沾公主的光,才没有受这个惨案的牵连。
对任何一小我来说,如斯各种,都是奇惨奇酷之祸!
清初怪才金圣叹被腰斩,临刑前给家人写信时说:“杀头至痛也,藉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李善长虽是明朝开国文臣第一,但肯定没有金圣叹这样的才情,大祸临头时决然毅然写不出这样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妙语”,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祸也是“无意得之”。不过,以他宦海沉浮数十年的阅历,以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名言的深刻体验,我们有来由信任,在惨案暴来之前,李善长应该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否则,李善长就一定是一个白痴。
避祸无门的李丞相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的记载,这小我“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此处的用词有些意思,“少读书”,是说他受过一些基本的教导,而这种教导肯定是儒家的;下面又说他“习法家言”,即注解李善长不是平日意义上的儒生,那种儒生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任务感,经常认为寰宇间有他这一号人物,就是来“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爱“习法家言”的人则往往世俗得很,他们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经常不择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切实其实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策和手腕,愿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而儒生常有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头脑中,是相当稀薄的。
在李善长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刻,他就是一个口袋里装着锦囊的策士面貌。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世界,他回答说:“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身的汉高祖刘邦进修,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开朗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世界一定是您的。”李善长是不是真的特别关心乱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他口袋里装着的肯定不止一个锦囊,他之所以打开“不嗜杀人”这个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准了这个锦囊很对面前这位大志勃勃、一心要牟取世界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真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为参谋,预机画”是做军师,“主馈饷”是负责后勤补给。假如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进而荣升丞相,当能明白李善长对朱元璋夺世界所起到的重要感化。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感化,是获得了朱元璋认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疆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极刑,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小我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揭橥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环球无双。
这样一个曾经位极人臣,而且照样皇亲国戚的大人物,怎么会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呢?
外面的原由似乎是因为胡惟庸的谋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李善长虽与胡氏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自得,又主如果靠李善长的引荐,但在胡案初始阶段,李善长并未陷入个中。御史台缺长官,退休的李善长还一度被“拉夫”,暂时主持御史台的事务。让人无法料想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脑袋早已“迁居”多年的时刻,忽然有人跑出来,揭露李善长的弟弟李存寄父子“实为胡党”。这个时刻,圣恩虽仍如雨露,说“免死吧”,但对李善长来说显然已危机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经77岁的李善长修房子,向信国公汤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汤和没赞成还奏了一本。该年四月,李善长又为一个犯了罪的叫丁斌的亲戚求情。按照常理,这在当时本来是一件并不大的工作,可不知何故又闹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命令审讯,而这个丁斌以前曾在李善长家办事,很奇怪,他没有就事论事,交待李丞相是如何为他请托免罪的,却直往心惊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长家族与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寄父子,拷讯之下,总算拿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
按《明史》记载,李存寄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先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告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长家的几个奴婢也纷纷告密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被入罪的时刻,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来由来清除他不爱好的20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昔时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开国丞相死在了一路“谋反案”上,看似有极大的随机性,其实不然。读史者不应疏忽一个重要的情节:李善长虽然位极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动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休了。那时刻,李善长只有58岁,本是政坛比赛的黄金年纪,而且,所谓身体不好如此显然是藉词,他已经活到了77岁,若非有人不想让他再活下去,看样子也还能享一段荣华富贵呢。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何在?应该只有一个,精明过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险,他在最风光的时刻就已经想到了以韬光养晦来避祸。然而,李善长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灭顶之灾,却注定不是他主观上想躲就躲得以前的。
权力学的一条道理
李善长怎么死的?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详见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照样棋子》一文)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寄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假如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如何的感到?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获得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擅长圆滑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果断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貌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托”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筹措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假如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消除这一层斟酌。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向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级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定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在解决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貌,也是裸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清楚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挚势力,除非皇帝忽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责备其“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毕竟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证实,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擅长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道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认为安然,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道理最形象的阐释。
“分袂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随意马虎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起身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级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千头万绪……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宁神吗?何况,这小我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小我本来就是个忠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困惑,而李善长就不合了,他是以盘算起身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宁神。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照样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夭折。从史籍平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回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切实其实如斯,《明史》论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应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刻,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外面风光的时刻,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刻,可能难免想起了昔时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小我的各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恰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照样决然下降到了人世……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如此,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斯悲凉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
身后之公论
前面说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级,加之淮西集团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过强横,树敌必不在少数。他的彻底倒台,是以便具有双重的心理安慰感化,一是针对朱元璋的,二是针对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许因为李善长一家的死难太过惨烈,给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为受儒家陶冶的常识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平,哪怕是面对君主的淫威,是以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即有人上书诉其冤。
这封替李善长申冤的奏折,据说出自著名才子解缙的手笔。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长与陛下齐心,出万死以取世界,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纪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世界之弗成幸取?当元之委,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级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说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于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够想获得的一点常情常理。李善长昔时冒万死才有了后来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经是勋臣第一,获得了“公”的最高爵位,儿子当了驸马,亲戚都当了大官,一个做臣子的到了这一步已是顶点。假如他像别人指控的那样,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过仍是勋臣第一,能跨越他现在已获得的一切吗?何况,李善长又不是小孩子,他难道不知道取世界不是一件那么轻易的工作?元末大乱中,起来争世界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飞烟灭了吗?这些李善长昔时都曾目睹和亲历,他怎么可能期近将“翘辫子”的高年,却非要去冒这种危险?
解才子真是大手笔,驳论愉快淋漓。对此,朱元璋有何反应呢?史乘上说:“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按照惯例,既是钦定的大案,是决不会容忍异议,更不用说翻案了。朱元璋此处的沉默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也许,是同样处于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么?
李善长狱案出自圣裁,而罗织最有力者则是当时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传说詹徽“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从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三年蒲月,李善长及其家口70余人在蒲月坐诛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的宝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詹徽受命鞫蓝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实,无徒连累人,玉大叫‘徽即吾党’,遂并杀徽”。《明史》下了个结论,“徽好窥上旨,终及于祸”,字里行间居然颇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套用一句老话:法网恢恢,报应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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