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苏联于最近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当时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认为加快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会把整个生产计划打乱，吃亏的将是重工业。两个月后，在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口号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
在打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提出全面赶超美国的口号，以振奋人心，赢得群众支持。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说：“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同时还宣称：“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当时，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也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向他们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评“反冒进”、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使各省市区提出的生产指标一再加码，完成任务的时限一再压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国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即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至1070万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中国展开。
保加利亚向中国学习
苏联和中国分别提出赶超美国和英国的宏伟目标后，特别是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试图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积极的是保加利亚领导人。
1958年9月，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契尔文科夫是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妹夫，曾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二十大后在赫鲁晓夫强行推行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被免职，但仍保留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办翻译组的阎明复、朱瑞真参加了保议会代表团访华接待工作。契尔文科夫率团访华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特别介绍了中国正在创办的人民公社。10月3日，刘少奇会见契尔文科夫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契尔文科夫率团访问了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举国上下战天斗地、土法炼钢的场面，参观了亩产“千斤”皮棉的棉田和天津郊区亩产“5万斤”的稻田。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保议会代表团成员中少数人表示怀疑，多数人表示钦佩，说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后也要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他们回国后，保加利亚报刊立即开始宣传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他们仿效中国的人民公社，开始扩大或合并集体农庄;增加重工业，特别是对黑色冶金工业的投资，实际上也是大炼钢铁。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据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副处长库立克回忆，联络部有一个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起草建议的小组。这个小组研究了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扬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就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欺骗苏联人民;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走一条加深两党分裂的道路。起草建议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维护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要去注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赞同。确实，直到1958年12月底，苏联的报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赫鲁晓夫确实害怕了，他还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提出：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说：“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推断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了解情况的人一听便知道他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给苏联广大干部打“预防针”，防止他们模仿中国。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
最直率的公开批评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赫鲁晓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7月22日，《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制度的讲话，并评论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七大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地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赫鲁晓夫同时还对中国宣布通过人民公社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进行影射攻击说：“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批判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也在苏联搞起了“冒进”运动。1958年苏联是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86亿普特，创历史记录。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农民的个人副业已失去意义，通过行政命令大大压缩农民的宅旁园地和自养牲畜的头数，甚至下令完全取消国营农场职工的个人副业，导致农民个人生产的农副产品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力争在最近几年，最迟不超过1961年，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要求各地党委书记向保证一年肉类增产两倍的梁赞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学习。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保证把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其他各地也跟着调高肉类生产计划。这样，高指标、浮夸风蔓延到苏联全国。到1959年底，为了完成肉类生产和交售计划，各地开始大量屠宰牲畜，包括幼畜和种畜。梁赞州的一些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完成计划，不得不到邻近各州以高价收购肉类，然后再以三分之一的低价卖给国家。即使这样，该州也没能完成肉类交售计划的50%。1960年1月，苏共中央派一个调查组到梁赞州检查工作，在调查组到达梁赞州的第三天，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就服毒自杀了。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又提出一个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口号，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阶段——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高指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两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计划”以后，再用五年时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一位。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10年内苏联将在人均方面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切都反映了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主观盲动性。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
在此以前，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超额完成计划，而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制定的这个“七年计划”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执行的结果表明：到1965年，除钢铁、原油、电完成计划外，其他许多产品，如煤、化肥、机床、水泥等都只完成计划的90%左右;轻工业和仪器工业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生产就更糟了，谷物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0%，肉类生产只完成计划的60%。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给赫鲁晓夫戴上“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帽子，解除了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从而把他“20年(1961-1980)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留给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和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赫鲁晓夫一面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一面在苏联也搞“冒进”;一面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面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也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并没有实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究竟谁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走在前面，谁能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谁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真正掌握领导权。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但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同赫鲁晓夫展开争论未必有利，因此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之间也没有进行公开争论，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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