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自建兴十二年以尚书令身份总理国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执掌蜀汉政权达13年之久。这段时间蜀国极少兴兵，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百姓的休养生息。延熙六年十月，蒋琬似乎认为蜀国国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次伐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行营自汉中迁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在此修缮城池，大造舟船。
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认为诸葛亮数出秦川，道路艰险，粮运难继，故而多次劳而无功，所以不如另辟蹊径，顺汉、沔二水东下，袭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进窥荆襄。蒋琬这一伐魏计划，兵锋东指，故而被称之为“东伐计划”。
但此时的蒋琬与诸葛亮在世之时威望与权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刘禅也派了尚书令费祎和监军姜维前去向蒋琬“谕旨”此事。迫于压力，最终蒋琬放弃了这一计划，同意回到当年诸葛亮出秦川祁山、进窥雍凉这一既定的传统方针上来。
对于蒋琬别出心裁的“东伐计划”的前后始末，史书上交代得头是头，尾是尾，因是因，果是果，条理清晰，逻辑充分。
尽管如此，此事仍有三点甚为可疑之处：
第一，蒋琬虽然不再坚持水路“东伐”，但自己却没有就此拔营离开涪县，而只是升任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令其前往汉中，负责联络凉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蒋琬上奏刘禅：“如果姜维北征，与魏军相持于河右，臣我当率领大军作为姜维的后镇与援军。涪县这个地方水陆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应，倘若东北方向(作者注：由长安方向入侵汉中，正好是东北方向)曹魏来侵，赶去救援也相当方便。”于是乎蒋琬继续坐镇涪县，并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
涪县真的如蒋琬所说，地理位置那么左右逢源、极其便利吗？
第二，蒋琬将大营自汉中迁至涪县其实早有计划。延熙五年正月，监军姜维就已经督率一支偏军作为先锋自汉中回撤，驻扎到了涪县。22个月之后，蒋琬也亲自回撤到了涪县。随后，蒋琬自己坚持留在了涪县，回到汉中去主持“北伐”事务的却正好是之前回军涪县的先锋姜维。
这些人事调动背后会不会藏有什么深意？
第三，蒋琬如果真的有意“东伐”东三郡和荆州的话，没有理由不和东吴互通声气，以求得东吴荆州军团的支援。但东吴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蒋琬发出的照会，也没有见到蜀汉就此派来的使者。以至于东吴的重臣骠骑将军步骘、车骑将军朱然等人误以为蒋琬回撤涪县的真实意图是有意顺流东下侵略自己，于是频繁上书孙权，请求早作应战准备。
若此行本意确实在于“东伐”曹魏，蒋琬做事怎么会如此毛手毛脚、粗枝大叶？
先说涪县的地理位置。涪县绝非蒋琬所说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驻军根本不可能同时兼顾到蜀汉各个方面的危机。倘若真有一个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诸葛亮在世之日为什么没有发现并加以利用呢？真实的情况是：涪县距离汉中的路途还相当遥远，并且蜀道难行，一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时救援。蒋琬回撤涪县的次年，魏国就趁汉中守兵大减的良机(不到三万)，由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余万步骑军大举来犯。汉中诸将大为惊恐，皆主张弃关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临时全权负责镇守汉中的大将王平力排众议说道：“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有赖王平此番调度，拖延时日，随后援军陆续赶来，汉中方保无事。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蒋琬所谓的涪县“水陆四通，唯急是应”是纯粹的谬谈。
相对于距离汉中的千里之遥，涪县距离成都倒是相当之近。据《蜀书·刘璋传》记载，涪县其实距离成都仅仅360里而已。当日刘备由垫江水入川，刘璋就亲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实上，蒋琬所看重的并非涪县在战略上的便利(实际上也并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县和成都之间的这段更近的距离。也就是说，蒋琬此次东伐的真正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不在外部敌对势力，而在内部政治斗争(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
姜维是延熙五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的。我们要想找出这场政治斗争的端倪，自然也得将目光锁定在延熙五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敏感但却容易让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军区司令)马忠回朝。
马忠这个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恰恰是这个人，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却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汉集团后期，马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诸葛亮时代，他先后以出众的个人能力担任过丞相府参军和长史(副)、益州治中从事等要职;建兴十一年，马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汉集团在南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羁縻州府。因为关系到蜀汉政权后方的稳定安全)，任期内马忠颇建功绩，爵位屡屡升迁。
更让人敏感的是，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阆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等大姓，马忠则同时兼有马氏和狐氏的双重身份——马忠父亲姓马，母亲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长大，故又名“狐忠”。
诸葛亮治蜀，重用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压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于：益州本土豪族执政，凭借着强大的地方宗族势力和本土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极其容易演变成为威逼人主、篡位夺政的权臣，而荆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马忠手握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既是诸葛亮嫡系、又是现任执政者的密切注意。
最重要的也是蒋琬必须率军自汉中回撤到涪县的原因，是马忠入朝的背后隐约有着蜀主刘禅的影子。
自延熙年间开始，刘禅开始逐渐告别诸葛亮时代的乖乖形象，转而极力谋求亲政。诸葛亮在世之日，刘禅老老实实地为刘备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诸葛亮一死，刘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谯周语)”，连例行公事的对天地祖宗的按时祭祀活动也懒得参加了。这也可见刘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对刘禅这种“数典忘祖”的悖逆之举，蒋琬等人拿他毫无办法。而且，刘禅还开始耍起了政治手腕，开始玩弄权术。蒋琬最初以尚书令身份总揽政事，而刘禅却连续升任他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刘禅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空，费祎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众所周知，大司马之职和大将军之职其实是并列和重叠的(光武帝所创设)，大司马就是大将军，大将军就是大司马。两者品级相同、权限相同、职责相同，仅仅是名称相异而已。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战时诸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设置这种重叠官职。所以只存在一个解释：刘禅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可惜的是，蒋、费二人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都)一外(蒋琬驻守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商量着办。
延熙五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回来之后，刘禅立即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也是同年，蒋琬令姜维率领一支偏军回撤到涪县，以防成都生变。将汉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对于这次动作，蒋琬对外宣称其目的在于“东伐”。刘禅对蒋琬率军回驻涪县甚为反感，于是借机发难，大造“东伐”不可行的舆论，意图逼迫蒋琬回到汉中。蒋琬不得不承认“东伐”的不现实(这是个草草寻找的借口)，于是取消“东伐计划”，将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自己继续赖在涪县，不再挪窝，直到去世。
这就是蒋琬那场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东伐”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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