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曜(362年—396年),字昌明,中国东晋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第六子,母为李陵容。
司马曜四岁时被封为会稽王,372年晋简文帝驾崩前夕被立为皇太子并继承皇位,时年十一岁。最初由大司马桓温辅政,373年桓温死,又由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376年太后归政,实权由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掌握。383年在谢安等的辅佐下,击败前秦大军,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全了东晋王朝的国运。
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但他耽于享乐,沉湎酒色,又与司马道子争权,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造成朝政日趋昏暗。后因司马曜与宠姬张贵人酒后戏言,导致张贵人一怒之下杀了他,享年三十五岁。死后庙号烈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司马曜擅长书法和文学,有集二卷,已亡佚;《淳化阁帖》收录其书法作品《谯王帖》。
历史如何评价司马曜
宋明帝刘彧所撰《文章志》的评价是:“帝聪惠,推贤任才。”
魏收等《魏书》的评价是:“昌明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诌邪。于时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与虞世南的对话:“公子曰:‘(东晋)中兴之政,咸归大臣,唯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先生(虞世南)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司马道子),栋梁已挠,殷(仲堪)、王(恭)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指“晋祚尽昌明”),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倾覆,比踪前哲(晋明帝),其何远乎?’”
房玄龄等《晋书》的评价是:①“太宗晏驾,宁康纂业,天诱其衷,奸臣自陨。于时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氐自泯。五尽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苻坚百六之秋,弃肥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②“君若缀旒,道非交泰。简皇凝寂,不贻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击路,郑叔分镳。倡临帝席,酒劝天妖。金风不竞,人事先凋。”
王夫之评价司马曜为“昏湎之主”,并认为“晋亡决于孝武之末年”。
蔡东藩《两晋演义》中的评价是:①“恶习都由骄纵成,家无贤弟咎由兄。尊亲尚且难施法,假手群臣乱益生!”②“家无贤子弟,家必败,国无贤子弟,国必亡。……彼晋孝武帝之纵容道子,弊亦相同。道子固同母弟也,然爱弟则可,纵弟则不可。道子不法,皆孝武帝酿成之,委以大权,与之酣饮,迨至道子贪婪骄恣,宠昵群小,乃始欲分置大臣以监制之,何其谬耶!而王国宝辈更不值评论也。”
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是:“晋孝武帝性甚愚柔,虽以苻坚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适值天幸,非其有戡乱之才也。帝任会稽王道子,政治大乱,逮至大权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肇致桓玄之篡窃,刘裕因之得政,而晋祚终矣。”
史学家田余庆的评价是:“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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