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高俅是《水浒传》重要的反派人物。他初为苏轼小史，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赵佶即位，成为宋徽宗，高俅便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是宋徽宗的贴身宠臣。在《水浒传》中，高俅以一市井小流氓的身份出场，因为具有很高蹴鞠技术，被喜爱蹴毬的端王所赏识。在端王赵佶登基成为皇帝后，高俅便飞黄腾达，很快官至殿帅府的太尉。
《水浒传》的开篇就说，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得好脚气球。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上面说的这人就是高俅。他出身寒微，但“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如此看来，他不但出身好，而且技术也很全面。“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真可谓一招鲜，吃遍天。本来，高俅原名高毬，后来一跃入了官场，便将“毬”改做“俅”。大概他觉得“毛”字旁有禽兽之嫌，改作单立人，便有些做人的模样了。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秘书一类的角色，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佑八年，即公元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布。但是曾布因支持王安石变法而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这王晋卿，即王诜，因为尚英宗第二女蜀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当时，人称小王都尉。
这样，王诜不仅是宋神宗赵顼的妹夫，而且是端王赵佶的姑夫。据《宋史》记载，王诜是丹青书法的高手，宋徽宗在潜邸时，二人就常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关系非同一般。元符三年，即公元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
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不久，宋哲宗赵煦驾崩，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是为宋徽宗。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奴才”，随即鸿运当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一步登天。但是，高俅毕竟是小人得志。但凡小人得志，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在《水浒传》中，高俅发现曾与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正在其分管之下，而王进的父亲曾与自己有仇。所以，高俅要报复王进了，害得武艺高强的王教头连夜携母出逃。当时宋朝边患频仍，正值用人之际，而作为国家有用之才的王进却被高俅逼得走投无路。
其实，像高俅这号人，干好事，未必能干好；干坏事，却绝对能将坏事干尽。他上任伊始，既不整顿军纪，也没检阅兵马，第一件事，就是把跟他有过节的王进修理了一顿。没过几年，又因为干儿子高衙内青春躁动，看上了林冲的老婆，就机关算尽，硬是把这个一贯忍气吞声的老实人给逼反了。后来还把杨志弄得流落街头，无处容身。梁山水泊之所以能聚起这么一批虎狼之徒，高太尉实有不可磨灭之功。
有人认为，高俅是因为苏轼推荐之力与踢得一脚好球而步入官场，从而飞黄腾达，成为皇帝宠臣的，其实，这未免小看了高俅。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不愧是才子，这一番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高俅跃入大宋官场、成为皇帝宠臣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是苏轼推荐之力，也并非他踢得一脚好球，而是，大宋王朝在官员选拔制度上存在的漏洞所致。
大宋王朝在官员选拔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中书门下、枢密院等两府、三司的长官。宋徽宗为了提拔高俅，并把他培养成出类拔萃的贴身宠臣，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让高俅下放到军营，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崇宁三年，即公元1104年，刘仲武便在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人复降。有大观二年，即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宋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在宋徽宗的心目中，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而且是高俅也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中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
不难看出，高俅升迁的资本，无疑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宋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以致后来刘錡成为抗金名将。
当然说起高俅最大的功劳恐怕是充分利用了“以贼破贼”的驱虎吞狼之计，既按宋徽宗的意思招安宋江等梁山好汉，并利用他们剿灭了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三股农民起义力量。
在这些“以贼破贼”的剿灭战中，尤其是对方腊一战，两虎相争，一死一伤，从此天下太平！高俅不费大宋朝的一兵一卒，就帮宋徽宗稳固了万里锦绣江山。其功劳不可谓不大！其成就不可谓不辉煌！其人生不可谓不优秀！
但是，到了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幻，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高俅不仅将行把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
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但是，他在宋徽宗的心目中仍是一名可信赖的贴身宠臣，以至他最后的下场也比童贯、蔡攸等人要幸运得多。让历史留下难以言说的千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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