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大家便满是叹息，叹息过后探讨其勤政尚且亡国的原因，无非是薄情寡恩、多疑自重等。可在崇祯年间竟有一位辅臣，从始至终都让朱由检言听计从，即使最后战败而死，朱由检也只是心痛叹息而不忍加以责难，他便是被朱由检视为救国希望的杨嗣昌。
一：一见如故、深受重用
杨嗣昌出身于名门之家，自幼潜心科举，入仕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天启年间，杨氏父子不与党争也不愿依附魏忠贤，便一同返乡归隐。等到朱由检即位除掉阉党以后，杨氏父子便又被重新起用。但在崇祯四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因为安抚流贼失败，按律当斩，杨嗣昌三次泣血上书，表示愿意代父受死。朱由检被其恩义感动，竟然破例放过其父，甚至还慰勉嗣昌尽职任事，这对君臣也自此有了直接的交集。
缘分说来很巧，朱由检自从接触杨嗣昌后，便一直偏袒有加，一路将其提拔升任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后来又因满清入塞，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朱由检下旨将正处于丁忧的杨嗣昌提拔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感厚爱之恩，每次上书都尽陈其思，朱由检常称赞他有异才，常叹“用卿恨晚”。“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朱由检遇到这样一个熟悉政务军事，又一心无私报国的杨嗣昌，怎么能不喜欢。
同时朱由检杀掉魏忠贤后，重新启用东林旧人，但此时的东林党人却是更加党同伐异，朱由检越来越感觉朝政无法掌控。此时却适逢与自己性格观念十分契合的杨嗣昌，他能完述已之所思、解已之所惑同时又从不参与党争，所以朱由检就更加看重杨嗣昌，有意培植其在外廷制衡其他势力。
二：主宰朝政，毁誉参半
国人常以成败论英雄，而杨嗣昌不与党争又不善拉拢臣僚关系，最后兵败而死后，朝官纷纷要求定罪，史书也对其功劳语焉不详，导致后人常将他定位为无能误国之辈。可事实并非如此，透过仅有的史料对其一生的描述，可以看出一个忧国忧民但被用错位置的务实型官员。
杨嗣昌最为人们注目和争议的两件事分别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以及对清议和之举。虽然为两件事，但是二者前后有着极大的因果关系。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一职。上任之后便提出“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以及对明廷未来施政的三点规划来保障剿匪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攘内必先安外，主张先对清军求和，保障边疆稳定，设定限期一举剿灭叛军，休养生息、积攒实力后再与清军对决;
二、足食然后足兵，采取因粮、溢地、事例、驿递等四个途径筹措军饷，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
三、保民方能荡寇，下令各州郡县训练兵士守卫本土。
这“四正六隅”计划是杨嗣昌观察农民军屡剿不尽的形势下，为了对付农民军四处流动作战而提出的张网之策。此作战方针下达之后，各省督抚以及将领在杨嗣昌的监督下，围剿农民军一时让朝堂上下看到曙光。
崇祯十一年二月，流窜于湖广一带的张献忠和刘国能走投无路向官军投降。崇祯十一年十一月，李自成落魄到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间。农民军起义彻底陷入低潮，官军剿匪之路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这一政策的制定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是十分正确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是一个较好的作战方针，需要更好的后续措施来保障其顺利执行，现实情况却是三点规划全部落空。
杨嗣昌起初认定熊文灿有雄才，力保其接替王家桢担任五省总理。可熊文灿空负其名，为了按时完成剿匪任务，又采取已经被证实无效的招抚策略，将举全国之力援助的剿匪物资拿来安抚流贼。杨嗣昌随即要求熊文灿斩杀张献忠，可熊文灿私下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的贿赂后竟不肯动手，而朱由检此时也因粮饷问题想加紧结束战事，也就同意招抚。张献忠趁此良机恢复实力，在朝廷抽调官军北上勤王之际，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再次起兵，李自成随即也率军从商洛山中杀出，农民军之势再次燎燃，且愈演愈烈。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便是对清和议，此举在筹备阶段被朝廷言官得知，引起激烈非议，一时弹劾四起。朝廷官员不顾形势轻重，死死咬住大节不亏，朱由检被逼无奈，只能放弃和议，这一反复行为激起清军的惩罚性入塞攻击，明廷只能将剿匪到最后一步的官军调往京师。清军本想以此逼迫明廷议和，没想到时任兵部尚书卢象升与杨嗣昌、高起潜等配合不周，在巨鹿力战而死，明廷和清军都未曾料到议和之路就此断绝。大明虽留下“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这样闻名遐迩的名声，可最终的结局仍是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夹击下走向覆亡。
十面之网在洪承畴、孙传庭等调入京师后已成破网，明廷对形势估计失误，贸然派遣洪承畴总领八总兵十多万明军精锐与清军决战，而孙传庭竟因辞官而被下狱三年。农民军趁此良机死灰复燃，大明内外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而朝堂官员不顾前因后果，仅凭当下形势肆意弹劾杨嗣昌。朱由检虽然处处维护，但其已经无法在朝堂立足。杨嗣昌揣度圣意，多番请旨愿督师平寇，以期立功挽回局势，君臣于崇祯十二年九月六日在平台辞别，杨嗣昌边哭边拜，踏上离京不归之路。
三：兵败身死，性格使然
杨嗣昌到达剿匪指挥部襄阳后，于十月一日召集大誓三军，杨本来口才就好，此时更是激昂四射，士气大增。不久在玛瑙山一战击溃张献忠部众，截获其妻妾和军师多人。但随后张献忠转变策略，流窜于四川、重庆、湖北等地，而此时明朝官军内部却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
杨嗣昌品行贤良且性情刚烈，刚出仕之时，也正是朝廷党争之风最烈的时候，可他从不结党营私，能够独善其身。但其不知变通，猜忌多疑，御下无术且犹豫反复。杨嗣昌本属于军事理论型人才，又难免有些书生意气，不查询实际情况，调派练兵以规则办事，因此常错失良机。同时不肯相信部属，军令出于一人，千里之外也要等待报告，手下诸将疲于奔命，逐渐对其不满。
杨嗣昌督师出发之时为了拉拢左良玉，奏请封其为“平贼将军”，进驻襄阳后又觉得左良玉性情骄横不易制约，便想拉拢另一猛将贺人龙来制约左良玉，便私下上表将“平贼将军”一职封给贺人龙。当信使出发后又觉这样会激化其与左良玉矛盾，便再次派人追回信使。得罪左良玉在前，许诺贺人龙却失言在后，贺人龙愤而将实情告之左良玉，此后手下几员猛将再也不愿听其调遣。
历经两年剿匪大业除玛瑙山一役，几无奇功，杨嗣昌再也不复出征时的意气激昂。崇祯十四年二月五日，张献忠奇袭行营襄阳，斩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听闻后深知此次罪责重大，剿匪已经彻底失败，意志消沉一病不起，三月初一死于沙市。杨嗣昌死后再无一人能够主持朝政，崇祯中期开创的大好局面再次没落，随后政策上又出现多番失误，形势急剧恶化，大明便再无机会翻身了。
杨嗣昌在朝堂之上制定政策、调度事宜时展现出过人的敏锐力，常能够看到关键问题所在。张献忠投降时料其诈降，竭力要求杀死张献忠或者派其攻击李自成以示忠心，后来又上疏要求洪承畴或孙传庭必留一人压制农民军。但是亲赴川蜀督师作战时却是昏招连连，刚愎自用且不能处理好部属关系，四处奔波而将士疲惫无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杨嗣昌有匡世济国之能，朱由检有中兴再造之心，可最终君臣死社稷，其间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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