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百万大军的统帅，但在他最后孤身逃亡时竟然戏剧性地成为“人为财死”的牺牲品，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感叹。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原题：《李秀成百万家财和百万大军的烟销云散》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百万大军的统帅，但在他最后孤身逃亡时竟然戏剧性地成为“人为财死”的牺牲品，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感叹。
李秀成被俘后在为曾国藩写供状(即《自述》)时带着悔恨交加的心情，谈到他从天京突围出来独自逃到山中破庙因财而丧身的经过：“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沙带捆带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庙休息，遂将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欲宽身乘凉，不意民家寻到……，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那帮百姓云：‘你问我分此物，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此外别无。尔问我分此物，尔必获此头目’，云言该百姓带我，必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他的百万私财与百万大军两梦，就这样同时破灭了。
忠王财宝知多少
李秀成在广西加入太平军时只是一名兵，随军到天京。到1856年天京事变时虽然升为中级官衔的地官副丞相，但太平天国前期严禁官兵私藏金银珠宝，所以他在前期不会聚敛私财。从天京事变到1860年占领苏州以前，李秀成驻军在安徽相城、江苏浦口一带贫困的地方，行军战斗频繁，所辖的兵员不多，虽然他此时已被封侯、封王，但私财也不会聚敛很多。直到占领苏州后，李秀成的私财才急剧地膨胀起来。
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于李秀成占领苏州10个月后到天京访问，从1861年3月至9月在天京住过半年，并在忠王府住过，与李秀成见过面。离开天京以后他发表《天京游记》(《太平天国》Ⅵ)一书，比较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他在天京的见闻。如受忠王兄弟李明成招待宴会的情景：“盛眞馔的盘子是磁制的，共九个，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个玫瑰花形……席上筷子、叉、调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他还在李明成的带领下参观忠王府内的宝藏，他在《天京游记》中记录着这次奇遇：“他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珍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几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散放在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都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富礼赐所记的忠王府珍贵器物，有的注明来自苏州(如九瓣玫瑰盘)，有的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也只有工艺发达的苏州才能生产出如此珍贵如此精美的金宝王冠、如意之类的宝器。所以，李秀成的私财积累，主要是从苏州开始的。当时昭王黄文英就说过：“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太平天国》Ⅱ858页)，这大约反映了李秀成占领苏州繁华地以后一心营私的基本情况。
李秀成究竟敛积了多少私财，撇开他在苏州和天京新建及旧的三座宏伟王府不计，就现金而言，从他在《自述》中提到的钱粮支出，除去其中难以分清公私的部分，仅就其中的六笔私财，仍然可以窥见其富有的程度：
(1)1863年他离开天京赴苏州时：“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妇女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2)苏州失守以后，李秀成回到天京。天京的事虽然由天王兄洪仁达提理，不归李秀成管，但在1863年秋，大约是天京臣民向这位著名的富豪起哄要救济，李秀成不得不为贫民“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
(3)发过了银、米以后，还有人闹，李秀成“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米谷，发放城内穷人。自辖之官兵又不均匀，再不得已，将家内母亲以及妇女首饰概变为军资。”(见《自述》)
(4)李秀成的朋友松王陈德风因为阴谋叛变投敌而被捕，由李秀成出面营救时“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自述》)
(5)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偷到南门外曾国荃大营，接洽献城投降，事情泄露被捕后，也由李秀成托补王莫仕葵营救，用去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银两。
(6)即本文开头所提，李秀成带在身上因而被俘丧命的那一带绉纱包裹的珍宝，其价值更是难以估计了。
以上六笔中有具体数目的三笔，少则千两以上，多则十几万两(元)。最后那笔落难丧身的珍宝价值连城，但也只是他在天京沦陷仓促突围时抓到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难以随身携带的财物则连同王府一起落入湘军手中了，换了主人。
李秀成的动产如此惊人，他的不动产尤其可观。他在天京有两座忠王府。与天京新忠王府兴建的同时，在苏州又另建一座远远超过天京忠王府的豪华忠王府。苏州沦陷后，李鸿章进驻这座忠王府时竟惊叹为“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这些王府内究竟贮存着多少珍宝金银，谁也无法计算得清楚，但从英国人富礼赐参观天京旧忠王府宝库时所见到的无价之宝，再从曾国荃揭露李鸿章从苏州忠王府论斤卖锡器一次卖了20多万斤，就可以看到李秀成宝藏的丰富，说其拥有“百万家财”实非虚估。
靠私兵聚敛掠夺私财
李秀成占领苏州以后发了大财，而掳聚这些财物主要是靠他手下的兵丁掠取豪夺，因此除了自己占有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财物用以养兵。他拥有的兵力在占领苏州以前不会超过万人，如他在《自述》中说，他在进苏州两个半月前，从天京奇袭杭州时，兵力只有六七千之众。”从杭州返回天京到苏州时：“自李文炳、何信义献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众五六万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随即利用苏州地区的财富继续招兵，数量更大。半年后他到江西湖北招兵，临行前点派苏州留守部队交给部将陈坤书时已有十万之众，李秀成自己也要带几万人，合计他在苏州已有一二十万人。其后1861年6月在湖北将“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同年8月他从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时，遇见一支从广西脱离翼王石达开回归天朝的百战精兵，又收“得其二十余万”，以上一年时间，他在苏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扩军七十余万人，其后当然还会继续招兵。所以四年后李秀成被俘写“自述”时自言他“部辖百余万众”，这当是真实的。
这百余万大军汇集在苏、浙狭窄地区，军费浩大，可想而知。而军费来源只能向百姓加征赋税、掠取财物。这些财物除一部分用以养兵外，大量的还是用来兴建李秀成的新王府、新官舍，供他个人敛聚私财，挥霍享受。甚至连兴建王府官舍的工役也来自军工。
英国人富礼赐在李秀成占领苏州10个月后到天京参观访问时，用对比的手法，记述他从现场看到的天王府与忠王府两处建设工地的情景。他写道：“天宫工程只完成其一半，全宫面积将倍于现在，但在那里做工的兵工只寥寥十余人，究未知其何时方竣工也。”他又观看了天王洪秀全的几个王兄王弟的王府，规模和陈设都无法与宏伟的忠王府比拟。李秀成曾当面向他夸耀新忠王府为天王府以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富礼赐还由王弟引导他去参观正在建造中的忠王新邸。他描述此处王府说：“此真是宏伟的工程，其大仅亚广州之总督衙门一筹耳。工人千余方在此工作，有些造上盖，有些雕工刻石，又有数人站在一旁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工程大部已完，全府气象即如一间中国大衙门，栋梁崇伟，雕刻精致。我问：‘工人得工资多少？’王弟答：‘你们英国人给工资雇人做工，我们太平军知识多些(意谓工人皆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也)，我们天朝是不是很伟大呢？’……”(《天京游记》)
富礼赐记录中透露的信息是，从天王府到忠王府，都在使用军人作“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所以手握兵权的李秀成能够派出多于天王府百倍的兵力建筑新王府，能够在占领苏州不到一年即建成“太平天国中最佳最美的建筑物”，与天王府的寥寥十余工兵对比，可知李秀成拥兵私用，而不把天王府放在眼里。
苏州那座规模更大的“神仙窟宅”般的忠王府，最初使用三千人，后来有增有减，大部分使用的也是不付工资的“军工”。几千人从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到1863年底苏州失陷，“工尚未峻，城已破矣”。上行下效，可以想见苏、浙地区有记载有遗迹的许多王府官舍，当年该使用多少“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的军工、又会耗费多少物资财富呵。
不听军令拥兵自重
李秀成从进入苏州以后，就拒不服从天朝的军令，开始拥兵自重。本来太平天国为争取列强中立，始终执行“东守西攻北伐”的战略，未曾向上海进军。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以后，李秀成为谋求上海的关税，不顾天王所颁到苏州为止的诏令，贸然进军上海，从而招致了列强以保护租界为借口而发动的武装干涉。后来遵王赖文光在他写的《赖文光自述》中指责李秀成，说：“……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李秀成把百万大军视为私有，不许任何人调动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国藩表白：“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提到天朝为统一军权所作的军事改革，他说：“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还自鸣得意地说他“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
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重点，是迎战从上游大举攻扑安庆威胁天京的曾国藩湘军，对此天朝曾有五次具体的战略部署，都因李秀成的逆命而流产。
这五次战略部署是：
第一次是1860年5月太平军破清军江南大营以后，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军乘胜追击到常州、苏州，限一个月肃清残敌后回师到上游安庆，集中兵力消灭湘军。可是太平军6月2日占领苏州完成了追歼残敌的任务后，陈玉成立即领兵到皖北奋战安庆城下，而李秀成则把天王严诏置之脑后，自行越过苏州进军上海，开辟了与列强苦战不胜又难以脱身的第二战场，使太平军由天京解围后取得的战略主动陷入致命的东西两面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主战场安庆方面，过去陈、李合军曾经几次击退过敌军对安庆的进犯和围困，这一次只有从苏州赶来的陈玉成孤军奋战，使曾国藩得以乘太平军陈、李分军的机会，完成了对安庆的战略包围;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后，天朝命李秀成与杨辅清沿长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断湘军围攻安庆的后路，与奋战在安庆前线的英王陈玉成呼应，击退或消灭湘军。这是五个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动流产以后实行的补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杨联军攻到湖口城东，九江业已在望的时候，李秀成因为谋求浙江，突然撤军东走，影响到杨辅清势孤力单无法再进，迂回援皖的进军计划又一次流产。
因李秀成退军行动匆促，连乘虚突袭曾国藩大营活捉曾国藩的机会也放过了。据说当李秀成领兵经过皖南祁门附近的洋栈岭时，设在祁门的湘军曾国藩大营一片混乱，文武幕僚纷纷逃亡，祁门异常空虚。曾国藩也写好遗书，准备一死。可是李秀成却率部匆匆过境，驰经浙江常山过年去了。曾国藩侥幸得以逃生，这一险局在清军中曾传为笑谈，为曾国藩的一大耻辱。
第三次援皖行动，是在1861年初，安庆保卫战已到最后决战关头。而李秀成从浙江嘉兴到苏州准备到湖北招兵，此时天王严诏命领兵赴上游，支援安庆，但李秀成不从，仍坚持出师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后经朝臣从中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从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陈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回进取武汉，逼湘军从安庆撤退的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显然是为了迁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来的，但仍然不失为一个颇有气魄并为湘军所惧怕的釜底抽薪战略。如果认真实施，还是有可能击败湘军救出安庆，从而稳定天京上游局势的。可惜又因为李秀成迷恋江浙而功败垂成。
这一次大迂回的战略决策，英王陈玉成是很认真执行的。他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从安徽翻越过大别山，于1861年3月18日占领了距汉口东一百七十里的重镇黄州，准备接应南岸的李秀成会师武汉。而李秀成则因为在江西一路招兵，迟了两个多月于6月才到达湖北境内。而他到湖北后，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庆，仍然是只顾招兵。
李秀成进入湖北境内时，极大地震动了清军。守备力量异常空虚的湖北省会武昌城内，官吏逃亡，百姓骚动，随时有城陷易帜的可能。在安庆前线督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带病驰返武昌坐镇，并准备随时把围攻安庆的湘军全部调回湖北固守武昌这一根本之地。但出乎湘军将帅的预料，李秀成于6月15日兵至武昌境内并未攻城，而在招齐了三十多万新兵以后，突于7月9日又全部退出湖北，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戏剧性事件，湘军方面直到天京沦陷审讯李秀成时还心有余悸。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有他审问李秀成时的一段对话：“余(指赵烈文。下同)又问：‘十一年(即1861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指李秀成。下同)‘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赵烈文日记》)当时李秀成就是用从湖北、江西招来的兵，尤其是从广西转战回来的翼王旧部20余万精兵，如潮涌东进般去占取浙江全境。
曾国藩当时身任节制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军政大权的钦差大臣，清朝政府和苏浙官绅同声呼吁他领兵东进救援江苏、浙江，但他坚持主攻方向毫不动摇。他认识到安庆战事是与太平军决战的主要矛盾，不但不派兵赴援苏、浙，而且连江西、皖南一带的精兵如主力鲍超等部，也从江西一带调往皖北安庆前线，他自己也把大营从皖南祁门调到安庆附近的水师船上。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救安庆，是1861年，在曾国藩从江南岸调兵到江北，他自己亲临安庆前线，集中兵力对安庆发动最后总攻击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眼看到安庆保卫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关头，他亲自驰返天京向天王禀陈安庆决战胜负将直接关系到天国的安危兴亡，请求紧急派兵增援。天王首先想到拥兵大户李秀成，派朝中重臣千王洪仁眡赶赴浙江向李秀成求援，却不料遭到刚从湖北、江西招得五六十万精兵的李秀成的拒绝。据洪仁眡三年后被俘写的《自述》回忆到这件事时，他说，当时李秀成说：“天朝有了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洪仁眡当即反驳李秀成：“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江南，……况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所恃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浙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殿下之言，非吾所敢闻也。”(《洪仁眡自述》)而李秀成仍一味搪塞，一心进军浙江，坚决不肯派兵救援安庆。结果当李秀成挥其百万雄师如潮涌入浙江的时候，皖北安庆城下陈玉成军血战经年业已精疲力竭。
第五即最后一次拒绝赴援皖北，是英王陈玉成在安庆战后率领残部退守庐州，为天京保守这一最后屏障，从1861年8月坚守到1862年5月，牵制住攻克安庆的湘军，使湘军在这九个月中迟迟不敢进攻天京。在这关系天国大局的战役中，李秀成只顾取杭州、战上海，而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庐州，以致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在庐州失守17天后，曾国荃即率领湘军水陆进抵天京城下。
到了天京又一次陷入包围，李秀成才惊恐起来，赶紧调动兵力救援天京城。以前天京曾经有两次解围战，但那两次(1856、1860年)反包围战都有陈玉成参加指挥，得以取得消灭敌军为天京解围的大胜。这一次救援天京之战，由于失去了陈玉成的组织指挥，李秀成虽然在曾国荃的湘军刚到天京三个月，立足未稳并且疫病流行的情况下，率领60万大军投入战斗，但大战45天后，终未能赶走仅有2万人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已军心涣散，诸王以衣单缺粮为借口纷纷离散，解围战以失败告终。
李秀成未能解天京之围，两个月后他又率领20多万大军渡江“扫北”，希图收复皖北失去的地方，但到六安而兵败退回时，兵员已损失了百分之八九十，想远离帝国主义洋枪队而从沿海转到内地的梦想也落了空。到这时，李秀成才看到迷恋苏浙坐视陈玉成苦战皖北而不救援的错误，他的百万大军已经分崩离析各奔前程去了。
由于百万大军统帅李秀成“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向天王闹独立分裂，拥兵自重和敛聚私财的结果，以致他的部下离心叛变，尤其是他的亲信大将纳王郜永宽裹挟李部嫡系精兵十余万人把苏州完整地奉献给李鸿章，最终彻底搞垮了李秀成。李秀成在吃过曾国藩的临别赐宴后，说了几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两手空空地走向人生终点，赫赫威风的百万大军统帅与百万家财富豪，最终也只落得财空、兵空、命丧，这大约是他当初绝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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