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多年来一直是汉朝的心腹之患，从高祖开始，到武帝，到宣帝，为了这个恶邻操碎了多少心，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民财。而匈奴，也未必好过。这种对抗，在一个女人的努力下，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这个女人，既不是吕后，也不是名声更大的嫁到匈奴的王昭君，而是嫁到乌孙国的解忧公主。
和亲其实并不像期望中的作用影响那么大。想一想我们自己就知道了：皇后或妃子对一个国家开战与否有决定性影响吗？何况匈奴或乌孙等西域国家，常设并列的两位皇后，他们对女人的尊重程度甚至还远远不及汉朝，又能怎么影响他们的大事决策呢？只有在考虑到陪嫁、考虑到老丈人的利用价值的时候，才会把后妃的意见列进来。可想而知，像乌孙国王娶两个皇后，左夫人是匈奴公主(以左为尊)，右夫人是汉朝公主的时候，汉朝公主的日子将是多么难熬。
解忧是楚王戊的孙女，其实很倒霉，她先后嫁给了三代昆莫(有时也叫昆弥，相当于国王)。乌孙的昆弥岑陬军须靡向汉朝和亲，娶了她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去世前，他把王位传给了堂侄翁归靡，约定自己的儿子泥靡是下一任继承人。翁归靡被称为肥王，和解忧公主感情不错，生了三男两女。
只是，肥王也同时娶了匈奴公主，解忧的右夫人地位很尴尬。此时，匈奴叫嚣着要乌孙背叛汉朝，它吞并了乌孙的土地，要把解忧公主交出来。解忧很镇定，和肥王一起防御，匈奴大军一直进不了伊犁河谷，区区小国居然没有被匈奴压垮，拖了几年。
解忧莫非就不能向汉朝求救？能，当然能，解忧早就上书了。可是当时汉朝的昭帝年少，身体又不好;驾崩后又立了一个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的昌邑王;当时立谁为国君还愁得要死，哪里顾得上为一个外番公主主持正义？
一直拖到宣帝即位了两年之后，宣帝才下定决心出兵支援乌孙。汉朝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大军到乌孙，联合反击匈奴。这一场大战打得很精彩，大获全胜，连匈奴壶衍鞮单于的亲眷都俘虏了，战利品无数。而匈奴的民众死伤、离去的数量更多，他们的畜产被赶跑死亡的不计其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匈奴壶衍鞮单于咽不下这口气，他自己带领一万多骑袭击乌孙，抓了一些老弱，结果老天下起了大雪，一天就几丈深，匈奴老百姓和牛羊马纷纷冻死，十个里面活不到一个。周围的丁令、乌桓、乌孙等国家趁虚而入，又杀了匈奴数万人，牛羊马死的就更多了。整个匈奴，老百姓死了十分之三，畜产只剩下一半，国家已经奄奄一息了。它的附属国纷纷解散，不再受它约束。之后，汉朝再派三千骑兵进匈奴，抓了几千名俘虏，他们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匈奴彻底衰弱了。
这个胜利，天气帮了很大的忙。也许，包括汉朝朝廷，包括解忧公主，他们都不会想到一次自救竟然摧毁了多年来的肘腋之患的有生力量。
以往，我们很少注意到，除了政治斗争、武力征服、文明不平衡的内在趋动力能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之外，气候也是其中看不见的推手。读《汉书•五行志》就会发现，西汉的气候无常，记载的雪、霜、冻等事件尤其多。中原地区也就罢了，北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比较悲惨了，草也不长了，牛羊也大批冻死了，水草不济，只能南下，靠虏掠边疆为生。所以西汉的边患才那么严重。东汉气候相对温暖，边患问题就少得多了。
如今，早有学者证明过，历史上异族入侵严重的时期，基本上都与气候异常有关。比如汉朝过后的“五胡乱华”，正是中古的大寒冷时间，导致北方族群为躲避寒冷纷纷南侵;唐朝温暖湿润，没有多大的边患危机;宋代就转入寒冷期，结果辽、金、西夏、蒙古都总想入侵中原，或至少抢点贡品。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者的重视了。如果加上每个朝代覆灭之前，都必然发生过的水灾旱灾和其他自然灾难的话，简直可以说，气候塑造了我们的一半历史。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灾和人祸在竞赛”。
当然，本来生活得舒舒坦坦的解忧公主，去到那种苦寒之地，辅佐肥王(一听就知道这位王长相不敢恭维)支撑着这个小国，亦居功甚伟。
然而仗虽然打赢了，解忧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她的后半生仍然在乌孙的各种叛乱和内斗中挣扎和停调。在解忧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之后，解忧回到了长安。这时候，她已经七十岁了。
解忧公主是一名政治家，能够周旋于乌孙、汉、匈奴之间，为乌孙和汉朝都争取到利益，并大大削弱了强敌匈奴，十万大军都未必能做到的事，她意外地办成了。——当然，那是天假其便，匈奴进军乌孙就像德军开进斯大林格勒一样，沾了天气的光。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女政治家，最大武器永远是身体和性。她们必须通过与男性威权建立性的联系，才有发挥作用的一丝可能;否则，哪怕是公主，连站在舞台上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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