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气磅礴、恢弘壮阔的三国文化大舞台上,襄阳不仅是两汉三国文化起承转合和枢纽与坐标,而且也是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战略起点与支点,更是天下归一的战略基地与圆点。在汉末到魏晋跌宕起伏的三国文化全景图中,襄阳处在群雄瞩目、星汉灿烂的核心地位。
在分裂的年代,襄阳,对所有有志于统一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公元208年也不例外,这种诱惑不仅仅是在于襄阳城本身,更在于襄阳是整个荆州的北大门,谁掌握襄阳,谁就获得了夺取荆州的主动权,而谁获得荆州,谁就有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这一点,所有具备战略眼光的谋略家都看到了。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对孙权说,荆州“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郭嘉更直接地对曹操说,“当先定荆”。
但就是在这纷繁扰攘的东汉末年,襄阳却难得的保持了19年的和平。这不能不归功于荆州牧刘表。
刘表,字景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出任荆州刺史,在贼盗横行,道路阻隔的情况下,单身匹马入宜城,得到当地豪强大户蒯越、蔡瑁的支持,最终平定了荆州的内乱。正是因为看到了襄阳的重要地位,刘表很快就将治所从原来的武陵迁到襄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让所有野心家惦念的襄阳,是由一个最没有野心的刘表所掌控的。“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8年,刘表治下的荆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安定的地方之一。
按照襄樊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余鹏飞的说法,这一时段的襄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处于南北交汇,水陆要冲的襄阳,成为世家大族,文人士子的避乱之所。进而汇聚成影响一时的“荆州学派”。尽管襄阳离乱之后,这些人又各为流散,成为各个政权中的栋梁。这其中就有服务曹魏的傅巽、徐庶、王粲,服务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尹默,以及服务东吴的潘浚。但在当时,襄阳的确称得上是群贤毕至,人才荟萃。
但无论刘表如何努力经营,襄阳的安定平和,注定只是一种假象。挡在征途上的襄阳,如果它的主人没有野心,那么它自己迟早是属于野心家的。
从公元208年的早春开始,全国南北就弥漫着动荡的氛围。在北方的邺城,刚刚平定乌桓归来的曹操,迫不及待地开挖玄武池,日夜操练水军,以备南征之需。在江南,孙权派周瑜出征江夏郡,杀郡守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开始对荆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而在荆州内部,依附刘表,寄居樊城的刘备,礼贤下士,结交豪杰,日益坐大,随时有取代刘表的趋势。
不仅仅是外患渐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内忧不止。这一年,刘表病重,而为了争夺继承权,长子刘琦和次子刘琮反目成仇,得到州内豪强外戚支持的刘琮获得了主动,刘琦不得已带领部分军队出走,驻守江夏。
风雨飘摇中的襄阳,终于汇聚齐备一切战争的元素。于是,这一年七月,曹操出击了。
曹操大军刚刚在南征途中,八月,刘表就因病而死,本已动荡不安的荆州局势更加复杂。孙权获知消息后,生恐荆州有变,立即派鲁肃以吊孝的名义,星夜兼程赶往襄阳观察局势。刘琮虽然在内部豪强的支持下,顺利继承了刘表的位置,但因曹操大兵压境,整日惴惴不安。
这个襄阳城的少主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懦弱。当周围人劝他投降的时候,他还坚持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但幼稚刘琮并不明白,对于周围这些荆州本土的豪强来说,曹操并非最可惧的人,投降曹操,不过是换个俯首称臣的对象而已,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抗拒曹操,让刘备坐大,才是真正的末路。
而这也正是他们说服刘琮的借口,对刘琮来说,抗曹失败,是死路一条。抗曹胜利,刘备一定取而代之。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日降曹。
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协裹下,刘琮派出了使者。还未到达南阳的曹操,突然接到乞降的文书,开始并不相信,但手下谋士的一番分析,又让他打消了疑虑。
襄阳,这座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城池,就这样轻易落入了曹操手中。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几个月后,当周瑜的部将黄盖发出投降信后,曹操也很快就相信了。作者: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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