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游历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归来之后，以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办事，住在了贤良寺。
这天门外喧嚣，荣禄来了，他屏退左右，说起废立光绪之事。
李问，你有几颗脑袋，敢行此事？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仗义声讨，为害大了。荣禄一听，便请李鸿章试探外国公使口风，李当即驳回，说这是内政，先询外人，有失国体。如果一定要问，那就要授我两广总督衔，并在《泰晤士报》上披露，届时，外宾必来贺我，问我以国事，我才可顺便探询。
荣禄立即回报太后，于是命李鸿章督两广。外宾来贺，李鸿章转询废立之事，来宾皆说，此举为中国内政，各国无理干涉，只是国书上原来是致光绪帝，如果易帝位，是否还承认，尚须请示本国。
从李鸿章、刘坤一那里，荣禄摸了底，从此，不再谈废立之事。《方家园杂咏纪事》说，徐桐和崇绮拟了废立奏稿，慈禧阅后，要他们同荣禄商量。两人去见荣禄，荣禄一看奏稿，急忙如厕而去。当时，天正严寒，二人围炉，等了很久，荣禄才回来，竟将奏稿往火炉里一塞。徐桐怒曰：“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不敢看啦！”
荣禄的态度，意味着军队中立，大阿哥党没有军队支持，只好转而寻求民意。华北闹拳民，大阿哥党就以神功可恃，拳民可用，将义和团放进京来，光涿州一路，就来了几万红衣人。他们高举火把，跳舞请神，呼人叩拜，还扬言，要擒“一龙二虎头”，“一龙”即皇上，“二虎”为奕劻、李鸿章。拳民进京来放火，右安门内，放火烧教民，无论老幼妇女皆杀之;宣武门内，火烧教堂;正阳门外四千余家，火光烛天，连烧三日不灭。火光中，朝廷一连开了好几天御前会议。
头一天，皇帝问何不弹压拳乱？太常卿袁昶说“乱民不可依，邪术不可恃”。慈禧喝道：“法术不可恃，人心也不可恃？”朱祖谋问：就算“信乱民”可以敌抗西洋，不知要依赖什么样的支持如此大事？慈禧说：“我恃董福祥。”朱朗声说“董福祥就第一不可恃”的。慈禧问：“你是何人？”朱回答：“翰林学士朱祖谋。”
第二天开会，载漪先发言：义民赴国难，万死不辞，先除义民，人心很难维系。光绪说，乱民乌合之众，人心也是空谈，主战危险。
议了两天，和战仍未定。第三天，慈禧泣曰：洋人照会，要代收各省钱粮，代掌兵权，指定皇帝居住地……国亡已在眼前，接受洋人条件，也是亡国，与其不战而亡，宁肯玉碎了。说得群臣顿首齐答：愿效死力。
原来慈禧所见照会，是载漪伪造，荣禄转呈慈禧，慈禧见有让自己退位一条，便发作起来，不顾一切地要主战了。
第四天，慈禧言战，载漪欲攻使馆，慈禧同意，大阿哥党开始造皇帝的反，造洋人的反，要以“神拳+民心”，打一场萨满化的人民战争，把洋人都赶出去。
慈禧宣战后，通电全国，要各地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盛宣怀当时任电报局督办，因职务之便，扣押了老佛爷的电报。随后，速电李鸿章，请老师“速定办法”。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即复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李鸿章终于亮出了国权的牙齿，电报说：“拳不可恃，衅不可开。”在国权与王权之间，他不再躲闪，挺身而出了！“乱命”一语出，是李鸿章的新觉悟，可惜此番觉悟，晚来了一步，早如是，他何至于受制于朝廷，而毁了海军？何至于被朝廷驱使，而有甲午之败？如今他终于决定“不奉诏”，护国权！
洋人对李鸿章，如湖湘子弟之于曾国藩，不乏想要李鸿章为帝者。
1880年7月，中俄在伊犁有开衅之险时，英国人戈登来见李鸿章，就有助其独立“清君侧”之意，他甚至告诉李“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同治帝去世，未有嗣子，法国公使热福理也说：“不如李某为帝。”八国联军进京后想立新帝，有人说立曲阜衍圣公，也有人言立明室之后，瓦德西派德璀琳对李鸿章说：“各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慈禧裹挟光绪西窜时，东南无主，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北京一旦不保、两宫罹难为由，提议应推李鸿章为中国“总统”，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李鸿章也有意担任，但终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
耐人寻味的是，张之洞、李鸿章对于国家的预期竟然是美国式的共和国，而非重建王朝。若按老例，一代王朝崩溃时，东南半壁主政者，要在王室中选择一位继承人，立小南朝，再图光复。
可二人居然未作此想，看来世界潮流，的确浩浩荡荡，历史真的到了转折点上。有此二人对共和国的预期在，朝廷即使复出，无论“外须和戎”，还是“内须变法”，都得预备立宪了。
后来，孙中山到武汉，对张之洞的评价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的评价，是基于武昌起义。张之洞治理湖广二十年，兴学校，办实业，练新军，客观上为革命做了准备。
张之洞以李鸿章为总统，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中国历史上，西周有过一次周召共和，不光张之洞想要与李鸿章联手，再造一次共和，连孙中山都对李鸿章寄以希望。还有章太炎，曾说过“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这一回，他再次上书李鸿章，请以两广独立，为东南各省表率，鼓吹：“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
李鸿章也很自负。《清史获野录》载：庚子六月，李奉命入都议和，自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口气虽似孟子，但在晚清那个时局里，实是伤心人语，他抱定了“我已笃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的心。
不过，他要先到香港，去见一见港督卜力，因为卜力希望他能以两广独立，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所以，北上之前，他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卜力已在码头上了。
卜力称，他“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掮客”是自谦，英国政府想做李鸿章和孙中山的后台老板，促成他们合作，搞两广独立，那倒是真的。他这样想，是因为还听说，反满起义就要在南方爆发，而“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如果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
他的心思，已被李鸿章看透，所以，李开门见山就问：“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再问：“我听说，洋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义和团在北京把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真的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也许是个汉人？”李停顿了一下，试着这么一问，也许他在问，是李还是孙？卜力答道：“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李一听，就知道英国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他早就拿定了主意，于是就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他这么一说，是不想再谈下去了，但他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英国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而孙中山又怕死，躲在海上，不敢到香港来露面，他还有什么好谈呢？想干天大的事，却没有斗大的胆，他只好半闭着眼睛“颌之”。说实在的，这是客气，他应当闭上眼睛用鼻子“哼之”。
孙中山被朝廷通缉，就不敢来香港，而他李鸿章，难道就不怕被革命党和英国政府算计？事实上，革命党与港督当局已有过扣留李鸿章在香港的计划，那时，谁都知道李鸿章是中国的一张王牌，谁都想打“李鸿章”这张牌，对于英国政府的一举一动，其他国家也都紧紧盯着，毫不放过。
所以，他料定，英国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他下手，他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而孙未露头，则有如鼠辈，既然抱定了要来与他合作的宗旨，却不肯相信他能保证安全，提供方便。
他这么一试，就试出了两点，一是英国对于两广暂无明确打算，至少还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在他和孙中山之间，还没有最后选定，由此可见，英国暂时还不会在两广地区采取行动，英国不动，哪国敢动？另一点，便是孙中山不足为虑，起码，眼下还不成气候，况且英国也不会让人在广东插手，再怎么说，英国对他还有所期待，即使要搞两广独立，不也还得等他回来？所以，他敢北去。
卜力则认为，李鸿章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李鸿章才不在乎卜力怎么认为，英国人怎么看，他与朝廷之间的事，根本不必看英国人的眼色，更无须英国人来过问。总有人问他：想当皇帝吗？问的人哪里懂得，有他老师在天，他岂敢！他现在越来越理解他老师，越来越以老师为榜样，老师当年怎么做，他现在就怎么做。
老师想当皇帝吗？不想！他也一样，不想！老师想搞独立吗？不想！他也一样，不想！老师为了国家，敢与朝廷扳手腕，他敢吗？原来不敢现在敢。以往他好和稀泥，现在他敢硬碰硬——跟老佛爷扳手腕！为变法，他敢自称“康党”;为皇上，他敢问荣禄有几个脑袋;为保江山，他敢说最高圣旨为“乱命”，敢以“东南互保”与朝廷抗争;为救生民于水火，朝廷如垮了，他敢立个“东南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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