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自岳飞风波亭遇害至今，八百多年来，无论是历代官方，还是普通中国老百姓有关他的讨论、评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过程中，岳飞的形象也起起伏伏，一再地发生着变化，并且依附于他身上的故事也越来越离谱，甚至慢慢脱离了本来的面目。
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军队因多次击退南侵金兵而广受世人赞誉。后因在抗金问题上与宋朝最高统治者宋高宗及权相秦桧意见相左，先被解除兵权，后遭处死。以上信息基本来自于元代人所修的《宋史》。《宋史》材料多录于宋朝时期的国史、日历、起居注等官方记录。按说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岳飞的记录，宋朝的官方记录恰恰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岳飞死后，有关岳飞的是是非非是朝臣们十分忌讳的一个话题，因此不但当时官方文献少有记录，就是与岳飞熟识者也绝口不谈论只言片语。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的亲历者们日渐凋零，岳飞事迹也就逐渐变得湮没无闻。直到岳飞死后二十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一年宋高宗退位，其早年过继来的儿子赵昚做了皇帝。这位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复祖宗基业，收复被金人掳掠的北方领土，遂决定为岳飞“正正名”，这样岳飞一下子就成了大宋武将之楷模。
但问题随之而来。经多年封锁，此时有关岳飞的信息已极度缺乏，这样岳飞第三子岳霖就承担起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然而事不凑巧，岳霖刚进行一半就告病亡，于是岳飞孙子岳珂又接过此项任务，“大访造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纪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盖五年而仅成一书”。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有关反映岳飞事迹最全面的《鄂国金佗粹编》。当然，这本书中材料由于多非一手，且出于祖孙情节，夸大之处在所难免。
又过了近一百八十年，也就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此时宋朝已经灭亡，继之而起的元朝也已经到了末世。元朝政府为聚拢人心，打算编修宋、辽、金三史，但史臣们写到岳飞传时才发现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对岳飞有些记载外，其他文献中已经很少了。于是为求省事，他们干脆就将《鄂国金佗粹编》中的材料大段抄录进去，并巧加发挥。这样，一部《宋史·岳飞传》就形成了，然而此时《宋史》中的岳飞事迹早已是面目全非。
客观地说，蒙古人对待岳飞还是不错的。为了安抚江南汉人，不仅没有废止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封号，而且“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义二字”。就连“坟渐倾圮”的岳飞墓也拨款修葺一番。官方对岳飞的评价，也远高于宋廷，谓“西汉而下，若韩(信)、彭(越)、绛(周勃)、灌(婴)之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到了明朝，外有异族入侵之虞，内有流寇作乱之患。特别是明中后期，朝中奸党宦官横行，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中，历史仿佛是宋朝的再次重演。于是，前朝人物岳飞成了最好的反思历史，寄托衷肠哀思的载体。无论是在官方话语还是在民间视野中，岳飞都一再地被提起，并且地位被再度拔高。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岳飞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从祀历代王庙，配宋太祖享”。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贞创岳飞庙于汤阴故土，景泰帝御题为“精忠之庙”。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政府甚至将岳飞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为“三界靖魔大帝”。
当时，皇帝的加封诏书是这么写的：“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原职宋忠文武穆岳鄂王，兹特封尔为三界靖魔大帝”。这时的岳飞俨然已成为朱明王朝的精神图腾，开始扮演起一种家族守护神的角色。
明朝灭亡后，当年岳飞拼死抵抗的金人后代又建立了清朝。因此，清朝对待岳飞的态度就不如元、明时期那样洒脱，变得极为复杂。清廷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这个打过自己老祖宗的人被顶礼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追封汉将关羽三代，在全国普建关帝庙，想借关羽之名，将汉人对岳飞的尊崇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岳飞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庙多为关羽独占。而在此后清朝的官方评价体系里，岳飞则被仅仅定型在一个“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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