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梁启超、陈独秀、熊十力、傅斯年、金岳霖等。《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刘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我们讲述了这些著名的学者雅士的人生。他们的独特存在，是那个逝去的时代的胜景。
许多年前，清华园中有几位著名的人物，号称“清华三荪”，他们都是著名的单身汉。其中有个哲学家叫金龙荪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于是改攻政治学，就到了哥大。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秦丽莲到欧洲，周游列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从这以后，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名山事业。
回国后，金岳霖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
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1931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部胡同那扇门，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这就是徐志摩曾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林徽因极其活跃，这“太太的客厅”也就成为学术文艺界著名的沙龙，真是谈笑多鸿儒，金岳霖也是一个。相识之后，单身汉金岳霖也搬过来，与他们住前后院。因为投缘，金岳霖平时就走动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调查，一回来，林痛苦地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极为震惊，他内心颠簸，终夜苦思，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次日一早，他眼圈晕黑，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妻子，乃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传给金听，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前，金弃权了：“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三人终生为友。金一直跟着梁、林作邻居。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金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几分钟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临末，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独身一人。一日，他出面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梁思成过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许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医院中苦挨最后的时光。当有人将一张林徽因的旧照呈在他眼前时，老人忽然来了精神。他紧紧捏着照片，仔细端详。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说：“给我吧！”
相当多的人都变着法儿从老人那儿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间的种种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不吭声。
金岳霖(左)与林徽因及费正清夫妇等在一起
最后的最后，他终于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头，沉默了。
三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宝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四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过关就比较快，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1982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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