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癮)。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餘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沉一贯等4位国家重臣,虽然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賡被朱翊钧投入詔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万历三大征
虽然朱翊钧在内政行为可谓荒唐,但是军事上,由于朝臣的精谏,仍保持干练的本貌。他遣兵调将,平定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及东北大片地区(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统一状态,并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不过虽然军事得到维持,朱翊钧派宦官以勘矿、采矿为名去江南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又使明朝政治腐败到极点。
矿税之害
神宗亲政以后,开始展现其贪婪本性,“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賡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沉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可谓“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好货成癖”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文官系统,矿税,海税,茶税,这些工商税的利益受害者。当听从了文官建议的崇祯取消商业税并以农业税代替以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女真掘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对人事任免等大事皆置之不理,且仅在必要时才处理政务,使大部分行政部门运作陷于停滞。论者认为这种情况使明朝行政陷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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