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发生的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把持的北京政权，组建中华民国国民军，驱逐溥仪出紫禁城，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政，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民国时期有两次复辟帝制丑剧，一次是1916年1月到3月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另一次是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此后，各地军阀纷纷宣布独立，连年混战，国无宁日。北洋军阀把持的所谓的“中央政权”，更是横征暴敛，仇视革命。北洋军阀也逐渐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吴佩孚的直系。在这些实力派的操纵下，北京政府总统频频更换，从黎元洪到冯国璋，从徐世昌到曹锟。
1924年，江苏的直系督军与浙江的亲奉系督军卢永祥发生战争。9月15日，奉系援助卢永祥，率大军由东北源源入关，分兵六路向直系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爆发，全国各地革命形势普遍高涨，国内各种政治集团内部均发生重大的分化。1924年10月23日，原直系将领冯玉祥率部从热河滦平秘密回师，联合直军第三路援军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兼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驱逐溥仪出宫
北京政变后的第二天，即1924年10月25日，决定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11月2日，摄政内阁成立，冯玉祥提出了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的建议。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次日，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奉命到紫禁城“逼宫”，与清室交涉，溥仪被迫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力。第二条，自本条例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藉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11月5日，溥仪迁出紫禁城，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王府。此举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6日北京全城悬挂国旗，以示祝贺。
溥仪被驱逐出宫的第二天，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责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之事。7日，冯复电称：“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保旧号，均为国民之耻，留此余孽，于清室为无益，于国民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和平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为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谓尊重民国，正所以保全清室也。”孙中山于11月11日致电冯玉祥，嘉许逐溥仪出宫之行动，电文云：“报载执事鱼日令前清皇室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是时，叶楚伧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说：“鹿钟麟勒兵隆宗门，唤令溥仪出宫，将一片中华领土还给中华民国，这一阵功烈实不在回师倒曹之下。”关于此事，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段祺瑞从天津致我一电，说我在北京的一切措施，他都以为很对，惟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我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国民军“逼宫”是有法律依据的，在清帝退位时所定的国民政府公布的清室《优待条件》中，第三款即说明“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但溥仪对这些规定始终没有遵行，直到北京政变发生时，一直住在紫禁城内。而“颁旨”、“赏骑马、花翎、顶戴”、“挑选秀女”以及再收太监等从未停止过。所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在第三条中特别强调：“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
邀请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的当天冯玉祥就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0月27日，孙中山电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电文云：“义旗事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11月1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复电孙中山。电文云：“先生国家之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谠论，俾国内人士知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无任叩祷之至。”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利益，主张对内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汪精卫、戴季陶、李烈钧、陈友仁等三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孙中山此次北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11月19日，孙在途经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为了把革命的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对孙中山北上的支持，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个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去年本党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与权能。”12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指出：“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随着孙中山北上，他对革命的影响由广东扩大到全国，国共两党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运动。
北伐中北方战场的主力
组建国民军是北京政变的重要举措。10月25日，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冯玉祥问：“我们此次首都革命，这些军队该如何称呼”？孙岳首先说：“我们军队是国民的军队，当然该称国民军。”于是，决定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简称国民军)。会议决定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从此中国北方出现了一支从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倾向国民革命的军队。国民军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践者。李大钊十分关注军队工作和军事斗争，他为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支持北伐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共军事人才。
1925年3月，李大钊派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来到国民军中。他们一面与冯玉祥及其上层军官频频来往，一面利用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军官学校等形式，上课、讲演、教唱歌曲，广泛接触国民军官兵，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随后，中共中央局和北方区委又先后从北京等地选派濂卿、钱清泉、江风、延国符、耿炳光、黄日葵等人到国民军，协助宣侠父等开展工作。在国民军第一军总部设立宣传部，派出宣传员，对中下级军官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宣传部还选派政工人员和政治训练中成绩优良者，到各基层部队及附近乡村宣讲。政工人员有时还表演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新剧，受到广大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孙中山逝世后的中国局势，决定给国民军提供军事援助。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冯玉祥的军队里建立了炮兵、步兵、工兵、骑兵学校以及反间谍学校、小型通讯学校等。苏联顾问编写教学大纲，制作教材教具等，全部教学过程由苏联专家主持，并亲自授课。1926年2、3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指出：
“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成绩，它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的要点，就是要把国民军改造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北伐战争中，国民军担当起北方战场的主力军。国民军在与北洋军阀交战3个月后，于1926年3月接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的建议，将主力退出京津地区，撤至南口一带，以便利用有利地势，保存实力。同时，拖住军阀队伍，支援南方国民革命军。4月，北方各路军阀组成“讨赤联军”，总兵力60余万人，兵分五路向20万国民军发动攻势。国民军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南口大战，持续时间长达四个多月。
此时，广东革命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准备北伐。1926年5月，李宗仁向蒋介石力陈应抓住时机从速北伐时说：“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力也必复振，既振之后，必乘战胜之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从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不乘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予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吴坐大，在南北两战场获得全胜，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也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永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尽管此后不久国民军最终败退内蒙五原，但正是国民军在北方战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才使得广东革命政府下定了北伐的决心，并赢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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