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又称寺人、阉人、内侍、太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怪胎。他们或受刑,或自宫,或天阉,不能行男道,不能育儿女,只好赖在宫廷,为皇帝、后妃、宗室做事,以求得生存、富贵和权势,成为皇权社会的附庸和毒瘤。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唐甄《潜书》),宦官这类特殊群体,虽然可怜、可悲,但更可恨、可恶。他们经常在皇帝左右,在伺候饮食起居、兼顾跑腿办事中练就了察言观色、迎逢拍马的本领,深得皇帝欢心,用小诚实换来了皇帝的大信赖,继而欺上瞒下,干预朝政。
宦官多的朝代,是非多,祸患也重。东汉后期,桓帝利用心腹宦官扳倒了外戚势力,却由此掉进了宦官专权的漩涡;唐代中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迅速崛起,他们掌握军政大权,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和施行。此等内患,也引法激烈的政治对抗,汉少帝、唐文宗时都曾有铲除宦官的行动。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少帝即位不久,大将军何进联络各级官员,计划彻底消灭宦官势力,由于密谋泄露,宦官先发制人,将何进骗入宫中杀掉。何进死后,袁绍联合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书·何进传》)。这次行动,并未能彻底铲除宦官势力,少帝被宦官劫持。
大唐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文宗派人毒死宦官头子王守澄后不久,又想趁机把宫廷内有权有势的宦官一网打尽,结果心腹李训做事不周,出了乱子,“已而训谋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谋,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大盈库使宋守义挟帝还宫”(《新唐书·仇士良传》)。这场著名的“甘露之变”,不仅没能铲除宦官,反而迫使宦官大开杀戒,朝廷一半以上的公卿死于非命,文宗也成了囚徒。
“甘露之变”六十多年后,大唐帝国再次掀起了一股诛杀宦官的怒潮,总指挥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温。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次月被劫持到凤翔,被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控制。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投降朱温,昭宗被朱温控制,随即朱温联合宰相崔胤“杀中官七百余人”(《新唐书·昭宗本纪》),“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新五代史·宦官传》)。
朱温为何对宦官如此痛恨?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朱温是刚猛的男人,从骨子里就厌恶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其二,昭宗在位时两次被劫持,一次为宦官刘季述,一次为宦官韩全诲,皆为宦官所为,宦官的毒害甚大;其三,文宗以来,皇权已被宦官踩在脚下,特别是昭宗屡受宦官胁迫,天下人无不痛恨宦官,朱温诛杀宦官,是为了顺应民意,收买人心,为日后篡位捞取政治资本。
于公于私,朱温都不会对宦官心慈手软。朱温一顿刀光剑影,朝中的宦官死的死,亡的亡,一个不留,一个不剩,其他散落在外的宦官“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新五代史·宦官传》)。宫廷中没有了宦官,皇帝有事怎么办?朱温有办法,宫女妃嫔派上了用场,昭宗“每宣谕宰臣,但令宫嫔来往”(《旧唐书·后妃传》)。朱温掌权以来,昭宗、哀帝两朝再无宦官,直至大唐帝国覆亡。
朱温是政治家,深知宦官对皇权的危害,没有宦官作祟,唐朝何以亡国?朱温建立后梁后,继续坚持灭绝宦官的路线,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那些藏匿在各地藩镇的宦官,哪里敢露头?朱温如此,其身后两代皇帝皆如此。后梁存活了十七年,朝中无一宦官,成为中国历朝历代中唯一没有宦官的王朝。欧阳修在编著《新五代史·宦官传》时所罗列的几个宦官,没有一人属于后梁。
宦官是王朝祸患,妇人也是。朱温抵制宦官,却不抵制妇人,甚至连臣妻、儿媳都染指。因为女人媚惑,朱温在石榴裙下迷失了自我,甚至想把皇位传给养子,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温一死,后梁内乱,之后两任皇帝皆为无能之辈,最终被后唐取代。后唐建立后,庄宗李存勖“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新五代史·宦官传》),继续危害皇权。
查看更多关于【野史秘闻】的文章